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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备案，但这又不影响它在市场上流通。

    人证物证俱全，戴老板立即以“中统局偷运伪钞”为题手书一封，向常某人汇报中统特务私运假钞，扰乱国家金融秩序，破坏抗战大局等等。

    处理完这件事，戴春风的心情好了许多，他沉吟道：

    “山城现在是陪都，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红党除了公开的办事处，肯定会加强暗中的力量。

    抗战期间，我们和红党斗，在手法上要有所变换，要注意策略，但力量必须加强。

    饮食业、医疗卫生界、新闻界、文化界、交通运输业各个方面必须建立起秘密据点，派遣特工人员，暗中开展情报搜集。”

    情报处长杨荣道：“局座，我们以往基层的情报人员文化、职业和道德层次都很低，没有真才实学，打入到这些部门，往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因此我请求处座给我分派更多的特训班毕业生。”

    张义想起一个笑话，也是特务处经常发生的事。

    军统局特务刺探、搜集红党情报最常见的手法就是伪装“不满现实”和“反常”的进步姿态，到处发牢骚，以引起同情者的注意，然后打入“反常”派或者红党组织内部进行活动。

    这些特务都是在红党活动频繁的区域活动，因为彼此不允许发生横向联系，所以互相都不认识。

    因此往往是一个特务伪装进步人士，另一个特务接近上去，自己人做自己人的情报。

    双方又都是使用的化名、假名，报到上级也不容易发觉，结果花费了不少人力、财力、精力，等双方都表演的差不多了，准备收网的时候，情报一公开，一核对照片，才发现原来都是自己人。

    有时候，这种假戏演的过于真切，以为钓到了大鱼，会惊动戴老板向委座汇报，等抓到人后才知道是自己人扮演的假货，但为了向委座交待，有时候也只好假亦真时真亦假，将错就错了。

    杨荣说的戴春风又何尝不知，这些特务人员不能很好隐藏自己的身份不说，反而唯恐别人不知道自己是军统人员，借机敲诈勒索，早就失去了秘密工作的意义。

    要加强和红党的长期斗争，必须着力在建立高级情报员上下功夫，最好是具有较高地位、职业或者文化知识层次的。